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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以史為鑒

        蘇軾在杭州戰“疫”的經驗

        稿件來源: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發布時間: 2020-03-02 | 打印 | 字號:TT

          《傷寒總病論》書影。蘇軾在地方任官時,曾以圣散子方治時疫,后來他將這個方子傳給了龐安時,龐安時將其記錄在了所著《傷寒總病論》中。

          蘇軾一生與杭州有不解之緣,熙寧四年(1071年),蘇軾出任杭州通判,十八年后,也就是元祐四年(1089年),蘇軾再度來到杭州任官,出任杭州知州。蘇軾再至杭州,當地因大旱歉收,《宋史》記載“饑疫并作”,即饑荒與瘟疫并行,百姓苦不堪言。蘇軾上書朝廷,請求減免“本路上供米三之一”,又請求朝廷賜給度牒(官府發給僧尼的憑證,可出售以補府庫之不足),以度牒易米賑濟災民。

          針對來勢洶洶的疫情,蘇軾拿出了一個名叫“圣散子方”的藥方。這劑藥方用料便宜,“所用皆中下品藥,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”,蘇軾令人在街頭架起大鍋,大量熬煮加了藥劑的粥,派遣官吏帶領醫生“分坊治病”,救活民眾無數。

          圣散子方是蘇軾在黃州時,從眉山老友巢谷那里得來的秘方。蘇軾曾著文介紹其藥效:“自古論病,惟傷寒最為危急,其表里虛實,日數證候,應汗應下之類,差之毫厘,輒至不救,而用《圣散子》者,一切不問”,病情嚴重的“連飲數劑,即汗出氣通,飲食稍進,神守完復”,病情輕微的藥到病除,即使“平居無疾,能空腹一服,則飲食倍常,百疾不生”。巢谷喜歡研究藥方,這劑圣散子方被巢谷視為至寶,連親生兒子也不舍得傳授。蘇軾在黃州任官,恰出現疫病,蘇軾再三求方,巢谷應允了,但要他指江水為盟,絕不外傳。蘇軾口頭答應,心里卻認為這樣有效的方子,應該流傳后世才是。為了治療更多百姓,蘇軾把藥方傳給了當地名醫龐安時,龐安時將其記錄在了自己的著作《傷寒總病論》,到了明朝嘉靖年間,圣散子方又單獨成書流傳至今。

          杭州這場疫病讓蘇軾認識到,杭州是水陸交通要塞,人口流動頻繁,因而“疫死比他處常多”,所以應設立“病坊”。蘇軾從公款里撥出二千緡錢,還帶頭捐出五十兩黃金,設立了“安樂坊”,坊事由僧人管理。為了讓安樂坊長久經營下去,后來采用置田獲利的方法。這在當時也很普遍,書院、義莊等設施也多置田產以使資金來源穩定。據史料記載,蘇軾還將收到“某宣德”的一筆“金五兩、銀一百五十兩”的禮金,以此人名義轉捐給了安樂坊,“用助買田,以養天民之窮者”。

          蘇軾在杭州為百姓做了許多實事,以圣散子方治疫病僅是其中一端。杭州人民感激蘇軾的恩德,家家掛有其畫像,“飲食必祝”。

          兩浙轉運司對蘇軾的做法也很贊賞,向朝廷上奏了蘇軾建安樂坊之事,并建議醫僧三年醫治超過千人的,“賜紫衣(賜僧紫衣主要代表了其身份的官方化)及祠部牒各一道”,改安樂坊為安濟坊。

          后來,廣州疫病流行,在廣州任官的蘇軾友人王敏仲來信求助,蘇軾把他在杭州戰“疫”的經驗介紹給了他。

          蘇軾認為“救藥病癘,政無急于此者矣”,此前王敏仲已向蘇軾說過“廣州一城人,好飲咸苦水,春夏疾疫時,所損多矣”,并且“廣州商旅所聚,疾疫作,客先僵仆,因薰染居者,事與杭相類”,蘇軾建議“莫可擘劃一病院,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,乃長久之利,試留意”,不僅著眼于解決眼前的問題,也留意于長久之計策。(崔潔 黃海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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